奚老师声音已有些沙哑：“两次抵抗日本人侵略的淞沪抗战，闸北区是首当其冲！后来打了‘一·二八’，闸北区一下子就遭殃了！里弄里的房子基本都倒了，老百姓哭着、喊着朝租界那边逃。我祖父的工厂没有了，外婆家的商铺被烧掉了。我跟着父母哥哥逃的时候，看到宝山路那边的商务印书馆整个塌下去，里面的机器都烧焦了！……”
“这该死的鬼子！”戚科夫听着，紧咬了仇恨的牙关。
多少年了，他以为自己快忘却了侵略者作恶的情境，现在方觉，那因国破家亡的苦涩、疼痛、仇恨原来深入骨中、深植心底！每每回想，会牵动每一根神经！烧灼着身体！
“原来《淞沪停战协定》签了以后，还是有一些厂家与商家重新开张的，可是，‘八·一三’抗战的时候，日军穷凶极恶，轰炸机就在闸北区天天投扔炸弹，还有一次次炮轰。闸北一下子变得比农村还要荒凉。原来在这里做工的人也逃得差不多了。日本人就用铁丝网将许多地方圈起来，做他们的军用地，不让人进出。”
“那后来呢？”一边的年轻老师听口音是重庆那边的，追问着。
“停战后，伪政府表面上在报纸上说要恢复闸北的生产与经营，但钱都被他们贪光啦。哪来的经费做实事呢？就凑了一些零散的钱做做面子工程。在番瓜弄那边，用竹片、茅草搭了许多棚户，让从苏北逃难而来的难民去住。里面漏风漏雨，没有自来水，难民们常常连饭都吃不上。闸北区渐渐就变成了富人们口中嫌弃的‘下只角’，因此工厂、学校、医院、商铺也越发不来了。闸北区相比徐汇、虹口等区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