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区分中，我们看到了在德国古典哲学当中两种不同的自由观。虽然自由的问题对于康德、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来说都是重要的理论旨归之一，但内涵却并非完全一致。就黑格尔与费希特对于自我与他物的关系问题而言，自由在黑格尔那里是完成的，而在费希特那里却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黑格尔的自由是在他物中看到自我的存在，以此达到绝对。这种自由带有思辨性、抽象性和保守性特征，从而使得这种自由带有观念性（idea）色彩。但费希特的自由却是在不断克服他物对自我的限制的过程中指向未来的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它是富有应然性、实践性和激进性的，因此是理想性的（ideal）。
对于更富实践性的马克思而言，自由虽然也是其理论旨归之一，但他不可能选择追随黑格尔的自由构建，因为这种自由观在某种意义上一定会导致对既存现实的合理性的认可，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所设定的理论旨归，虽然并不是一个彼岸的世界，却也不是当下既存的现实，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场持续不断的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4]在此，我们或可将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视为费希特的无限性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种立足于现实的运动，不试图在既存世界中探寻自欺欺人的合理性的共产主义，而让马克思的哲学带有了革命性的特质，使得这一哲学成为为革命本身做辩护的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革命的哲学不再以探求思辨的自由为己任，它所讨论的是现实的“解放”。在我看来，如果说康德的哲学革命让哲学从对自然的探寻中解脱出来变成对自由的追求的话，那么马克思的革命的哲学则是让哲学再一次从对抽象自由的思辨的阐发中解脱出来，变成对现实的解放的关注。这是又一种形式的哲学的革命，它让哲学自身带有了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