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党勃兴和政党政治相对应，民国初年的政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格局，其中尤以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立法机构的活跃为表征。
1912年4月下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实有议员118人。由于各省补选了若干议员，参议员中的立宪派人物有了明显增加，结果，临时参议院议长、革命党人林森被迫辞职出局，临时参议院于5月1日选举前立宪派人物吴景濂、汤化龙分为正、副议长。立宪派议员在北洋派与革命党的斗争中常常站在袁世凯一方，对革命党人不利。虽然如此，同盟会（国民党）仍为临时参议院第一大党，“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步武亦较整齐”，他们以临时参议院作为约束袁世凯个人专制趋向的重要阵地。而立宪派议员出于争权之需要，对袁世凯也非言听计从，都认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况且当时各党对其成员的约束力有限，议员往往以个人而非政党身份表示立场。这样，临时参议院仍然通过其立法行动，对袁世凯的个人专制集权图谋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牵制与掣肘。而袁世凯由于需要集中力量对付革命党，并利用临时参议院表现其“合法”施政，因此对临时参议院之作为暂时表示优容，使临时参议院在民初一时颇为活跃，并常常表现为与袁世凯对立的立场，如对政府提案之审理，通过限制专权的法律，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等等。据统计，在临时参议院存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共计开会220次，议决议案230余件，通过法律55部，“所有重要的开国法制，可以说都是临时参议院完成的”。不过，临时参议院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民初的实际政治格局，袁世凯也从来没有将参议院真正当回事。他对参议院的决议，或者是阳奉阴违，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根本就不通过参议院而径自行事。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和北洋派军阀而言，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他们招之即来、弃之即去的工具，既可因有需要而予优容，又可因其失去价值而予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