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因而成了一群暴民。这里不妨拿军人做比喻，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作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同样，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风险而做出来的残忍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不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这也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不要说杀害小动物，就是看着活着的生物受苦也不忍心，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个个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作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其实那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成通天大寇，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他们必须自视甚高，不然无法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接近他们以后，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像各处的人们一样，其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中间类型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动机或虚荣心。然而多数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一种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为乐，像这一类的激情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普通人的区别以及胜过普通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普通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在他们中间，好些人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往往远远地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的人。因此聂赫留朵夫对待他的某些新朋友不但怀着敬意，并且充满热爱，而对待另外一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